武后垂拱二年（公元眺年）朝廷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每天都有人升官也每天都有人罢官朝政完全变味。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匪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匪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匪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匪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匪称为“申冤。”
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匪称为“通玄。”
凡是告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匪；又派御史中承、侍御史各人为理匪使。
天室九载（公元凹年）唐玄宗以“匪”声近“鬼。”
故改理毫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弼年）恢复日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飞年）以谏议大夫人为知匪使。又有给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缘写鹤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章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顾筋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这两个官职都涉及到反映民情的问题。本来反映民情是正常的渠道可是在武则天期间则是为了打击政敌完全被扭曲了。而且里面投诉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带着功利性带着目的性而来的纯粹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大部分都是诬陷正常反映的民情寥寥无几。
经过紧密的考虑刘鼎决定取消这两个职务设立专门的信访部门建立类似于现代的信访制度。同时信访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压缩。以免被人用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事实上现代的信访制度同样不完善但是在更完善的制度出来之前这个信访制度还是必须的。
不过后来给事中的权力又恢复了只要是因为给事中能够封还皇帝的旨意对皇帝的权力进一步约束。对于刘鼎来说这或许不算是什么好事。在门下之外还有一个给事中能够给自己添麻烦甚至是将自己的旨意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但是对帝国来说却是好事。
美国哪位总统曾经说过咖啡煮热了以后要凉一凉。意思是说。政策出台以后也要凉一凉。冷静冷静或许在凉一凉的过程中就会现问题。唐末很多政策出台都是不经大脑的例如国岸虚空。就下令掠夺地方富豪的资产结果将支撑帝国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完全砍断了。
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
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话。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小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
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2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喜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鞋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小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小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小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小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巫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烦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没有录事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左补阙6人从七品上；左拾遗6人从八品上：典仪z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4人从六品上掌京城小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从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颗赏节以颌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小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四a专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鹏小置的。相关典籍记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凹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口‘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小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典籍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绎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动b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占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而当时日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总的来说门下省做的都是给人难堪的事情例如现代的监察部门。但是比现代的监察部门权力大很多很多它有权力将皇帝的旨意都封还。因此。这个给人难堪不仅仅是指文武百官还包括皇帝在内。因为它有权力将皇帝的旨意退回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皇帝的监督比皇帝的权力还要大。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的实在不多。在唐朝官方招牌猛男四菜一躺上传
建立的两百多年前门下省封还的皇帝旨意可能不到十封。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些封还的旨意都是封还武则天的结果武则天居然也接受了。后人研究武则天觉得她的性格实在是复杂许多男子做不到的事情她做到了甚至比男子做得更好这此封还的旨意就是很好的证据。
所以门下侍中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而一般的官员也不愿意出任这个得罪人的位置。
新帝国的门下侍中两人。除了崔码和王承颜没有其他人主动竞争。
因此崔碍和王承颜主政门下省。基本上已成定局。
有些人甚至预料到两人主政门下省只怕艾飞雨、朱有泪和李怡禾都要头痛。
若是政令不完善只怕门下省是很难通过的哪怕是刘鼎亲自说情。他俩也未必卖面子。
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魄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懈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瞄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旭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个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
从中书门下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胺（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
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
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2在尚书左右承下每都有4个属司共四个司。